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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滁案例

“特大销售伪劣种子”案尘埃落定

文字:[大][中][小] 手机页面二维码 2018/2/26     浏览次数:    

----- 公安机关以“特大销售伪劣种子”立案

检察机关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不起诉


基本案情:

2017年3月,滁州市公安局琅琊分局接群众举报,经过侦查依法查明:2017年1月以来,滁州某农资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李某伙同其丈夫汪某,为赚取差价,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规定,先后三次从江苏省盱眙县、安徽省安庆市、太湖县购入6500斤的“C两优华占”稻种,拆掉原厂包装后运输至滁州进行销售。在无原厂包装、种子标签的情况下,以40元至50元明显低于市场售价(C两优华占”滁州市场统一零售价60元一斤)对外销售金额达141283元。经滁州市琅琊区农业委员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第四十九条第二款之规定,认定为假种子。2017年3月21日,琅琊公安分局在对滁州某农资有限公司仓库检查时,现场查获待销售的散装水稻种52袋,共计2600斤,货值156000元。

公安机关:

公安机关以涉嫌“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对两名犯罪嫌疑人采取强制措施,以李某、汪某涉嫌“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并以侦破“特大销售假种子”报送中央电视台8套栏目播放。

争议焦点:

1、滁州某农资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李某伙同其丈夫汪某,拆掉原厂包装后运输至滁州,在无原厂包装、种子标签的情况下进行销售的行为,是否符合《刑法》第140条规定的“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的构成要件。

2、滁州市琅琊区农业委员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第四十九条第二款之规定,认定为假种子,能否作为认定李某、汪某构成“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的证据。

律师辩护意见:

一、 李某、汪某不存在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的主观故意,也未实施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的行为,不符合《刑法》第140条规定的“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的构成要件。

1、犯罪嫌疑人购进的稻种为真种子,其主观上没有坑农、害农的主观故意。

本罪的主观构成要素为故意,即行为人为了营利,明知自己在产品中掺假、掺杂,以假充真,以次充好或者以不合格产品冒充合格产品的行为会造成危害市场经济秩序和消费者权益的结果,而希望或放任这种结果的发生。

从本案公安机关查明的事实及询问笔录中可以看出,犯罪嫌疑人购买并销售的“C两优华占”稻种为真种子,只是没有包装而进行散卖。本案中犯罪嫌疑人主观上认为自己卖的是真种子、为了农民利益,减少种植成本,只是拆除了原有正规的包装袋(目的是为了规避当地代理商的举报)。因此主观上并没有知假卖假的主观故意。

2、李某、汪某未实施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的行为,

根据2001年4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的《关于办理生产、销售伪劣产品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及《产品质量法》第二十六条可以看出,他们对伪劣产品都是进行实质审查,即销售的产品本身是伪劣的,或是不合格的。本案中犯罪嫌疑人销售的“C两优华占”稻种,只是拆除原厂封装后散装售卖而已,仍为合格优质稻种,犯罪嫌疑人并没有在产品中掺假、掺杂,以假充真或是以次充好、以不合格冒充合格产品的行为。

3、李某、汪某的行为未给农户造成损失,未产生社会危害后果。

李某、汪某拆除原厂封装后散装售卖而已,仍为合格优质稻种,违反了《种子法》销售规定,但未给农户造成实际损失,没有产生危害后果。根据《刑法》法益侵害理论,刑罚作为最严厉的制裁措施,在未产生社会危害后果的情况下,对李某、汪某定罪显属不妥。

二、滁州市琅琊区农业委员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第四十九条第二款之规定,认定为假种子,不能作为认定李某、汪某构成“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的证据。

首先,主体是由滁州市琅琊区农业委员会出具。《关于办理生产、销售伪劣产品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条规定,对于上述四种行为难以确定的,应当委托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产品质量检验机构进行鉴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第47条规定“农业、林业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种子质量的监督检查。种子质量管理办法、行业标准和检验方法,由国务院农业、林业主管部门制定。农业、林业主管部门可以采用国家规定的快速检测方法对生产经营的种子品种进行检测,检测结果可以作为行政处罚依据。被检查人对检测结果有异议的,可以申请复检,复检不得采用同一检测方法。因检测结果错误给当事人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因此,滁州市琅琊区农业委员会是否具备鉴定资格存在疑问,其次《种子法》中规定其检测结果可以作为行政处罚依据,而本案中是作为刑事定罪处罚的标准。

其次,在本案证据材料的第34页至40页的谈话笔录来看,滁州市琅琊区农业委员会曾作为管理监督部门对犯罪嫌疑人进行过询问谈话;证据材料第118页至123页的证人证言证据中,滁州市农业委员会也作为调查机关调查案件情况。即使滁州市农业委员会是在依法行事职权,但也存在与犯罪嫌疑人之间的利益关系,其作为鉴定主体不够独立。

最后,根据《农作物种子质量检测机构考核管理办法》第22条规定“考核合格的检验机构可以从事下列种子检验服务:(一)承担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委托的监督抽查检验任务;(二)向行政机关、司法机构、仲裁机构以及有关单位和个人提供具有证明作用的数据和结果的检验服务;(三)其他委托检验。 从事前款第(一)、(二)项检验服务,检验机构应当按照《农作物种子检验规程》进行检验,出具的检验报告应当标注“CASL”(中国合格种子检验机构,China Accredited Seed Laboratory)标志和证书编号。”而本案中所谓的鉴定报告则是滁州市农业委员会出具的“关于对滁州市绿色联盟农资有限公司销售散装定性问题的函”,未按照规定的程序进行检验,未进行任何实质性审查,而是直接依据《种子法》的规定将犯罪嫌疑人销售的散装优质种子认定为“假种子”。因此,此份鉴定结论不能作为刑事定罪的依据。

检察机关意见:

滁州市琅琊区检察院在琅琊公安分局移送审查起诉期间,以需要补充证据,两次退回公安机关补充侦查,公安机关于2017年11月9日第二次补充侦查后移送起诉。检察机关经检委会讨论,采纳了辩护律师意见,以犯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决定对李某、汪某不起诉。

法律文书:

滁州市琅琊区人民检察院作出琅检刑不诉【2017】51号不起诉决定书

评析意见:

李某、汪某销售没有标签的种子,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第四十九条第二款规定,视为是假种子。侵犯了管理性的规定,并不能简单等同于《刑法》第140条生产销售伪劣产品及《解释》中关于伪劣产品,不能擅自扩大解释伪劣产品的范围。执法机关应严格遵循罪行法定原则,慎用刑罚措施,,真正体现刑罚制裁的最后手段性,切实保护人权!

 

                         辩护律师:庞仁兵   作者:庞仁兵  王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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